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习近平的这些重要论述解开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落地生根、开花结果、生生不息的密码——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。

专论民权的正式文章大约初见于1896年汪康年发表于自任总经理的《时务报》的《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》，[xxiii]汪氏把民权与君权相对应，认为处今日之国势，则民权之行尤有宜亟者。人人完天之权，人人尽其自治，其分位所处，不能有一隙之懈，犹权（古指称）之不能自歉其分量……惟一有立宪政体，则各权皆自有其归属，互相抵制，犹权物之权不肯自让其轻重也，今日既议立宪，则与天赋人权之理正自吻合，何必排斥卢氏？[liv]由此文章可知，当时的躁妄人最主要的指责是担心天赋人权无节制，为所欲为。

为担保教育权，教育组织有三大原则：其一为国家普设国民职业教育机构及以上补习教育，至能独立研究的程度为止。换言之，人权之人首先是指有肉身的个人，指人类，它比人民或国民更具体和宽广，而不只是指宽泛的抽象意义上的人民或国民。比如1901年的《卢梭学案》中说：保持己之自由权，是人生一大责任也。此创刊号发表了本刊启事和创刊词，据其文笔和思想，执笔者疑似该刊主编陈筑山。这种本性包含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。

参见陈虬：《论西国既设弭兵太平二会宜急先削去公法中之默许法而专力行性法》，载《经世报》1897年第7期，第25-26页。此三者总谓之公权，即普通一般所称之人权是也。俞俞然，从容自得之貌。

如果没有由内圣而外王的明王，天下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治理。毕竟，我们在郭象之后，已经很难找到一个更重要的玄学人物了。故用其情以教之，则圣人之教因彼以教，彼安容诡哉。故虽终日见形而神气无变，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。

由此可见，致力于经国体致之学，才是郭象的理想与追求。但根据上文的叙述，如果对郭象的圣治命题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民本取向进行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那么，追求自由个性，保障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，不仅是郭象圣治命题及其民本取向的题中应有之义，而且可以代表其民本取向的终极目标。

同样，一个贤人、一个圣人，也不是因为他想成为贤人、圣人，最后他就成为了贤人、圣人。此天人之道，必至之宜。对于这段话的当代意义，贺昌群已有揭示，他说：试以今义释之。这样的法理憧憬，在郭象为《庄子注》所作的《南华真经序》之开篇，就有开门见山式的说明：夫庄子者，可谓知本矣，故未始藏其狂言。

这里提到的能够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，就是国家权力。所谓用百姓之心，其实践指向就是：圣人不违百姓之心。《晋书·庾敳传》称：豫州牧长史河南郭象善《老》《庄》，时人以为王弼之亚。照庄周的原意确实认为许由高于尧，而郭注却认为尧高于许由，因为能‘以不治，治之的正是尧而不是许由。

在冯友兰看来，郭象的《庄子注》是玄学的代表作，他是最大的玄学家。从根本上说，圣人是君主的应然状态，君主是圣人的实然状态。

故无行而不与百姓共者，亦无往而不为天下之君矣。一个有心之人，既不可能成为圣人，亦不可能成就圣治。

郭象眼里的庄子，虽然是道家的代表人物，但他知本却不知末，毕竟不能充当陶铸天下的圣人。当然，孔子也讲无为而治。正是着眼于民心层面上的民本，郭象在圣治的框架下，反复论述了民心为本的必要性、重要性。但是，民心较之于民生，毕竟是一个有待追求的更高目标，可以代表更高层次的民本。这就是说，只有否弃圣人，才能实现天下大治。虽其精神与汉学大殊，然于儒经甚鲜诽谤（阮嗣宗非尧舜，薄汤武，盖一时有激而发）。

自由个性作为一个概念、一种理论，可以追溯至马克思的著作。当然，我们能够理解，魏晋时期的郭象不可能直接用自由二字界定圣治中的圣人。

这就是说，为政以德的要旨，就是要让万物发展自己的本性，为政者不要违背万物的本性。因而，从无心这个要素来看，圣治也可以理解为圣人无心之治。

因而，独化的实质就是自然与无待。故曰：吾之于人，谁毁谁誉，如有所誉，必试之斯民也。

认为这种观点失之远矣。尧才能代表圆教的境界。以现代的观点来说，国家制度、法律制度的制定，只要能够保障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个性、本性、品性、禀性，自由而全面地发展自己，就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目标与方向。因此，圣人都是本末兼知的，知本代表内圣，知末代表外王，知末就是履行君主的职责。

乃与天地合其恬惔之德也。（一）圣治的自由取向 综合郭象在各种语境下的相关论述，圣治命题中的自由取向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：其一，圣治是圣人之治，圣人本身是自由的。

再看《天道》篇中的静则无为，无为也则任事者责矣一段，郭象的注文进一步解释了旨在维护自由的无为：夫无为也，则群才万品，各任其事，而自当其责矣。圣人绝不是他人刻意培育而成的，也不是某个人有成为圣人的雄心壮志，然后经过自己的努力，就成为了圣人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换个角度来看，如果要为魏晋玄学找到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，以之代表魏晋玄学的终结，可能没有人比郭象更有这个资格。尧代表圆教，是最高人格——圣人——的模型。

适当参考成玄英的疏文，郭象注文的立意就更清楚了：圣人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与象征，绝不能强制共同体内的每个人。物安其分，逍遥者用其本步而游乎自得之场矣，此庄子之所以发德音也。马克思在此所说的自由个性，其实质就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。最后我们再看《逍遥游》篇中的吾将为宾乎一语，郭象注称：自夫任者，对物而顺物者，与物无对。

由此可见，圣治以圣人本身的自由作为前提条件。岂足安百姓哉？百姓百品，万国殊风，以不治治之，乃得其极。

（一）圣治的正当性 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或法治，主要是指运用法律实现对国家的治理。所以郭象并不象庄周那样要否定‘治天下， 因为‘以不治，治之仍然是一种‘治天下，而只不过认为应以‘不治来使‘天下治。

他们对庄子学说并不甚满意，乃因政治学说如此之故。譬如，《人间世》篇中有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。